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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爆料!中国变成最安全国家背后是付出鲜血的三次“严打”

【论文时间: 2020-09-28 06:33

  8名年轻小伙子,残忍地杀害了27人,其中还包括一位75岁的老人,和一个两岁的孩子。

  其中领头的人,叫于洪杰,他是当地出了名的流氓,早就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、拘留。

  但是由于年纪小,他一直没受过什么特别严重的惩罚,只是去红旗沟农场进行改造。

  6月16日这天,不想去干活的于洪杰游手好闲了一天。他集结了7个当地的地痞,一起在自己的宿舍喝酒。

  平时这些人对红旗沟农场就很有怨气,这时候,另一个带头的韩立军站了起来,借着酒劲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往桌子上一戳,说:“今天咱们来个血染红旗沟!敢不敢!”

  这些人往常就都是地痞流氓,平时坏事儿也没少干,又喝了不少酒,除了两个人胆子小,怎么说都不愿意加入以外,其他人几乎没怎么劝就同意了。

  于是,这两个人被留在了屋子里:“你们不许乱跑,要是敢乱说,就杀了你们。”

  之后,这帮人拿木工房里凿子、菜刀当成凶器发了下去,不够的就拿木棒、酒瓶子凑数。快到夜里12点的时候,他们结队出发。

  于洪杰带头进了门,里面的人正在酣睡,于洪杰毫不犹豫,借着酒劲儿,直接就把人砍死在了睡梦中。

  其中包括才上初中、来农场看哥哥的孩子;没死在战场上,却死在了这里的转业军人;平日里对于洪杰还不错的大爷……

  杨相成是外来人,没有正式工作,流浪了十年,才在红旗沟定了居,在农场几百米远的地方盖了两座房子。

  结果,杨相成家的大门还是被这伙人一脚踹开。踹门的声音惊动了杨相成,他连忙从炕上爬起来穿鞋,结果还没来得及把鞋穿好,就被一刀捅死在了炕旁。

  炕上还有杨相成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,一群人拿着刀跳了上去,又是一通乱砍。

  警察事后检查现场的时候发现,在杨相成仅仅只有两岁的孩子身上,都有四处刀伤。

  之后,这伙人回到了农场,把17名女场员关在同一个宿舍里,听着这群凶手兴高采烈地探讨着杀人的经过,女场员们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,都没想着要逃跑。

  第二天早上5点,暴徒们把女场员们赶到了菜窖里,又把不想加入的那两个男青年捆在了柱子上,防止他们逃跑。

  暴徒们拎着刀又去了宿舍,挨个补刀,确认那些人都死了后,又翻箱倒柜把农场里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。

  一番商量之后,他们决定把和自己平时关系不错的女场员放了,平时有矛盾的都杀掉。

  于洪杰来到了地窖里,对着女场员们开始点名,点到的都是平日里和他们关系不好的,或者有过争吵的。这些女场员都被带到了宿舍里,被强奸后杀害……

  放走剩下的女场员后,于洪杰也知道自己无法承担后果,于是他们将汽油引燃,炸掉了农场,于洪杰被严重烧伤。

  直到下午四点多,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,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了特大杀人案。

  红旗沟特大杀人案立刻传开了,一时间,当地和周围流言四起,不要说来这儿,人们坐车经过这里都小心翼翼,生怕有人杀上火车来。

  尽管这几人的罪行罄竹难书,但由于年纪小,只有两个人判了死刑,剩下的是无期。

  其实,在50到70年代,我国各地区的治安一直很不错,虽然谈不上“夜不闭户”,但发案率偏低。

  农村当时没有派出所,一个乡镇也就1位或者两位公安特派员,一个乡镇差不多几万人。但一位陕西省退休的老警察曾描述,自己在的公安局,曾经1年内都没接到过什么重大案件。

  但到了70年代末,由于待业青年比较多,其中有一些人没工作,就到处惹是生非,组成了各种类型的流氓团伙。

 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,有很多包含暴力、色情内容的书籍、影视流入国内,心智不成熟的年轻人就开始模仿,比如《加州队长》。

  同时,随着经济的发展,人们的收入慢慢拉开了差距,有些人出现了仇富心理,犯罪率开始上升。

  这些流氓团伙,有的骚扰群众,欺行霸市,比如光抢帽子,1981年沈阳记录在案的就有600多名群众帽子被抢了。严重的更是有抢劫、斗殴。

  1979年,公安机关立案数量为50多万件;1980年,增加到了70多万件;1981年更是达到了89万件。

  红旗沟的“六·一六”案件,更是敲响了警钟。频繁发生的犯罪案件,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、生活。

  1983年8月25日,中央作出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,持续三年的“严打”正式展开。

  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,对刑法进行补充、修改。杀人、强奸、流氓、抢劫、爆炸、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拐卖人口、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,均可判死刑。

  这个公判大会,就是把犯了罪的人押到体育场或者广场这种能放下许多人的地方,让几万群众一起来围观审理罪犯。

  因为那个时候大伙的受教育程度不高,很多人对法律一无所知,这种方式正好让大家一起普法,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做,犯了法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

  在第一次全国严打期间,公安机关共逮捕罪犯102.7万人,其中死刑2.4万人,劳改犯68.7万人,劳教16.9万人,一口气破获了一百多万起案件。

  从1984年开始,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,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明显下降,降到了50万件以下。

  到了1995年,立案数量超过了150万件,其中有几万件,都属于大案要案。

  1996年2月2日,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在北京的家中被菜刀砍死。

  案发当天夜里四点,正轮到张金龙值班。他趁着这个机会,偷偷溜进李沛瑶家里,想要偷点儿值钱的东西。

  睡梦中的李沛瑶听到家里有响动,朦胧起身,正好撞上张金龙在翻箱倒柜。李沛瑶立刻清醒了过来,赶紧制止他。

  张金龙搜刮走了屋子里的七百多元现金和相机、皮衣、手表等,想要逃跑。不过被院内的其他武警发现,立刻被扭送到了公安局。

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第一起国家领导人竟然因为治安问题而遇害的案件,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。

  仅仅六天后,1996年2月8日,在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门前,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,拿着56式自动步枪拦下了一辆运钞车,抢走了数百万巨款。

  时年33岁的鹿宪洲曾在云南当过兵,复员后在首汽当过出租车司机。1991年2月,鹿宪洲伙同他人盗窃高级汽车,以此来换钱,没多久就被抓了,判了两年死缓。

  逃出来后,鹿宪洲也知道自己是越狱的,做不了什么正经的营生了,于是找来了一些刑满释放的人员,还从境外搞来了,开始进行抢劫。

  1996年6月3日,一位从知春里建行取款的人,刚开着车出了银行的大门,就被一辆黑色的轿车拦住了去路。

  鹿宪洲等人蒙着脸,用枪顶着这个人的脑袋,抢走了他刚刚取出来的巨额现金和一张200万的支票,然后逃离了现场。警方搜寻了许久,只找到了被丢弃的作案车辆。

  8月27日,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的一辆运钞车,早晨来银行送钞。当马上就要开到银行门口时,被一辆深蓝色的轿车拦住了。

  鹿宪洲等人拿着枪,对准了运钞车就开始射击。不过,运钞车上的工作人员虽然中了枪,但还是极力反抗。于是鹿宪洲等人这次抢劫未遂失了手,一看不成,连忙开着车跑了。

  警方通过对比后,认为这几个抢银行的案子有很强的关联性,基本可以认定是同一伙人作案。

  警方先在亚运村的一个公寓保安处,找到了两次作案车辆的进出登记条,证明犯罪分子极有可能在这附近出没。

  而后,又有人报案,说海淀区有人丢失了一辆米黄色尼桑轿车。警方立刻判断,这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次的作案工具,立刻全市排查这辆车。

  最后,这辆车在东三环亮马大厦的停车场里被找到了。警方立刻把这辆车监视起来当诱饵,守株待兔。

  9月8日凌晨,警方果然等到了鹿宪洲。鹿宪洲这人很警惕,他先围着停车场绕了一圈,确定没问题后才钻进汽车,发动了引擎。

  鹿宪洲开车想跑,但警方火力很强,车身失去了平衡,向前跌撞了10多米,一头撞在了旁边的柱子上。

  相较于鹿宪洲,白宝山更加穷凶极恶,被公安部门定为“1996年、1997年中国一号案”主犯。

  结果在服刑的时候,又被人知道偷过别人家的玉米,还用木棒打了玉米的主人,被加判了十年。

  他被判刑后,妻子带着孩子改嫁了别人。等刑满释放后,他回了北京。在等待户口落定的过程中,他也开始了杀人之路。

  他在出狱时,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路,一是好好做人,只干一点儿小偷小摸;二是抢把武器,浪迹天涯。

  然而他户口的问题迟迟解决不了,因为他曾经服过刑,片警对他的户口卡得很严,导致白宝山的户口一直被拖着,他却觉得是片警在“刁难自己”。

  1996年3月31日,白宝山在北京石景山高井热电厂用铁棍打伤了一名执勤武警,抢走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。

  一小时后,他又在石景山的实兴大厦附近遇到了当地的6名巡警,他开枪打伤了其中的4名,随后逃走。

  7月27日,白宝山在河北徐水解放军弹药库打死了两名哨兵,打伤了一名,抢走了一支81式自动步枪。

  12月16日,白宝山在北京德胜门一个烟酒门市枪杀了一位女摊主,击伤了3名路人,并抢走了6万多现金。

  1998年4月,这个手上沾满了无数战士的血的悍匪,终于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

  白宝山的犯罪经历虽然只有一年多,但因为太过恶劣,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剧《末路》。

  在当时的一系列重大案件中,持枪作案占了很大的比例。这些中,除了自制的和猎枪,也有军用、警用枪械,这对社会治安非常不利。因此,我国这时还颁布了《管理法》,对进行了严格的管控。

  北京主要的严打对象,是针对影响恶劣、久而未破的大案;上海、河南严打流窜犯罪;山西主要针对黑势力团伙;广东主抓吸毒;广西、青海严打制枪贩枪、买卖毒品;新疆则主要严打暴力犯罪团伙。

  在第二次严打中,公安部门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,抓获犯罪分子42万余人。我国的形事立案数量下降了5.4%,重特大案件下降了1.7%。

  公安部门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仅严打开始后的三个月,全国就有75名警察牺牲,2800多名警察受伤,其中重伤的有266名。

  尤其是涉及毒品的,毒贩是最猖狂也最有钱买军火的,许多警察在和毒贩对峙的过程中,都不幸牺牲了。

  还有一些警察为了抓住毒贩,在做卧底的时候,自己不幸染上了毒瘾,代价不可谓不大。

  2000年,黑恶势力犯罪数量比1999年上涨了6倍以上。并且,其中还有许多青少年犯罪、人口拐卖、毒品犯罪等等。

  4点16分,石家庄育才街国棉三厂宿舍的15号楼和16号楼,相继发出巨响,15号楼西侧厚重的外墙,被炸开了一个大洞。而旁边的16号楼,已经在爆炸声中被夷为了平地。

  5点01分,裕华路民进街12号一个居民二层小楼发生爆炸,一侧地面被炸出了一个大坑。

 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中,有108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,还有38人受伤,住进了医院。

  靳如超的姐姐怀孕的时候,靳如超让姐姐帮他写征婚广告,姐姐不写,靳如超就用猎枪指着姐姐的头。

  他曾因为偷窃、打架、强奸进过监狱,他的妻子当时来看他,狱友为他的妻子倒了一杯水,他就认为狱友和他的妻子通奸,把狱友杀了。

  在他服刑的时候,家人曾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。结果他刚从监狱出来,就囚禁了已经和他离婚了的妻子,把家里搞了个鸡犬不宁。

  刑满释放后的靳如超,也曾陆陆续续外出打过工。但他好吃懒做,有钱就花个一干二净,也没攒下什么钱。

  他不爱搭理别人,别人也不爱搭理他。但他脾气不好,经常与邻居闹矛盾。每次闹矛盾的时候,他就嚷嚷着要把楼炸了,不过在爆炸案发生之前,并没有人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

  2000年,靳如超认识了26岁的云南姑娘韦志花,当时的韦志花身无分文。靳如超答应娶韦志花,还会给她找工作,两人很快就走在了一起。

  没想到,两人在一起后,靳如超成天对她拳打脚踢,韦志花不但没找到工作,靳如超还总管自己要钱,失望之后,她逃回了老家。

  但是靳如超并没有打算放过他。2001年2月22日,靳如超追到了韦志花的老家,劝韦志花和他一起回石家庄,但韦志花执意不走,两人便起了争执。

  3月9日,靳如超因为劝不动韦志花,恼羞成怒,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,于是转身就抽出了挂在墙上的柴刀,向韦志花砍去。

  杀了韦志花后,靳如超知道,自己已经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了,他想,干脆把所有和自己不对付的人全都杀掉。

  他从一个重庆的朋友手中购买了50枚雷管和30根导火索,又找到了早就认识的做炸药的人,买了550斤炸药,才有了开头这起特大爆炸案。

  3月22日,靳如超在广西北海市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,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:“是我搞的爆炸,我早就想炸他们了!”

  一是网上追逃行动,由于互联网普及,各地的公安机关陆续开始对隐姓埋名的逃犯们进行追逃。

  在1年多的严打行动中,公安机关总计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10多万件,治安案件400余万件。

  2002年,总计审结了各类刑事案件35万多件,其中有15万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和死刑。

  针对问题,也进行了严格的管控。在严打行动中,总计收缴各种130多万支,收缴炸药470多万公斤。

  1983年的严打维持了3年时间,1996年维持了两年时间,2001年的仅严打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  但从规模上来看,这次严打并不能和前三次严打相提并论,因为技术的大幅度进步,需要的人力也没那么多了。

  比如劳荣枝案,她潜逃了20年,同年轻时相比,面容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,还刻意经历过一系列的整容。

  几次严打,不仅让刑侦技术得到了很大的进步,也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不少经验。

  比如前几次严打过程中,我们就意识到严格控枪是很有必有的,尤其是手枪,手枪隐蔽性强,可以放在口袋里冷不丁地拿出来,放开管控影响很大;

  还有就是扶贫,虽然这里介绍的几个案子里,凶手大部分都是穷凶极恶的反社会人格,但只是因为他们是典型。

  严打中还有大量的普通案件,犯罪者是为了钱财,为了生计,才误入歧途的,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能吃饱穿暖,那从事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。

  中国社会近几年治安状况越来越好,背后是三百多万人民警察、警务辅助人员默默无私奉献,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。据统计,新中国成立以来,就有13000多名人民警察牺牲。仅2019年,就有280多名警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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